1964年盛夏的井湾里，蝉声穿过槐树，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攥着几张陈旧汇款单，眼眶泛红。老人叫郭梓阁，乡亲们都喊他“郭先生”。这几张写着“稿费”字样的汇款单，每一笔只有两百元，却在他心里沉甸甸——寄款人是远在北京、此时已领袖全国的毛主席。
回想五十七年前，1907年，井湾书塾的瓦楞还闪着新漆光。十四岁的毛润之因家道中落，总穿着洗得发白的短褂。年长四岁的郭梓阁看在眼里，常把自家店铺的碎糕“顺手”塞进他布袋，两人就这样结下同窗情。在韶山，人们用“换帖哥们”形容这种交情，意思是比亲兄弟差不了多少。
时间推到1925年初夏。国民党右派在湘中疯狂搜捕农运骨干。毛主席为掩护队伍，孤身躲进郭家的“福寿全”南货店。店后囤货房梁低窄，灰尘呛鼻，却成了绝佳藏身点。门外脚步声越来越近，郭梓阁佯装挑货，抬头对搜捕兵冷冷一句：“仓里尽是酸辣酱，敢翻你们就赔。”官兵嫌味大，甩手离去。危急时刻不过几分钟，他却冒着全家连坐的风险救下未来领袖。
1927年盛夏，毛主席回井湾里组织县农民协会，打算延揽郭梓阁任司务长。郭梓阁摇头，他怕牵连家中老小，但仍捐出整船南货作为农协补给。用他的话说：“兄弟打仗，我供点干粮算不了啥。”
大革命失败后，他离乡漂泊，以行脚商贩身份在衡阳、醴陵间奔波。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，商路断绝，他才回井湾里重开“福寿全”。生意好转，加之日寇未及湘中，几年下来他买下数十亩水田。解放后，按照土改细则，郭梓阁被划为地主。标签一旦贴上，他觉得低人一等，干脆躲在屋后竹林，见人就笑，话却不多。
1952年9月，北京中南海。毛主席与李漱清谈及童年时忽然问道：“井湾里的梓阁可还好？”七字一句，带着惦念。得知老友成了被监督对象，主席皱眉，随即从个人稿费中取出两百元托人带去。
三年后，他再托人送钱。六十年代初，全国遭遇困难时期，主席把稿费分批寄给老同学。汇款单上的收款人一栏写着“郭梓阁”，寄语只有四字：保重身体。字迹遒劲，却也朴素。
有意思的是，当地干部曾因成分问题，将郭梓阁排除在1959年毛主席返乡宴请名单之外。主席得知后，当即批示：“漏了人，得补。”随行人员只好再开一桌，把这位“老地主”请到松山宾馆。郭梓阁坐在席末，连抬头都不敢，却还是听到主席轻声说了句：“老朋友，好。”短短两个字，他记到生命终点。
1964年，郭梓阁重病。毛主席又寄来三百元。乡亲劝他去长沙医院，他却将钱紧紧攥在手心。弥留之际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：“这江山，本就该是润之的。”话音轻，却掷地有声。
不少人疑惑：地主成分为何对领袖心存感激？答案并不复杂。第一，他经历过革命前后的腥风血雨，明白“谁替穷苦人说话”。第二，毛主席四次相助，从未以身份相逼，给的不是恩赐，而是友谊。身份可以改变，情义从未打折。
试想一下，若没有当年囤货房的掩护，毛主席能否脱险谁也说不准。可郭梓阁并未以此邀功；相反，他始终谦称“举手之劳”。而对毛主席来说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从1925到1964，他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：革命也有人情味，领袖亦知旧恩。
历史留给后人的，是一串清晰时间坐标：
1907年同窗结义；
1925年南货店藏身；
1927年捐货支农；
1952年至1964年四度接济。
线条简单，却见筋骨。
郭梓阁去世后，汇款单被家人装进木匣，一并埋于祖坟。木匣外，儿孙刻下一行小字：“主席情长。”井湾老街的青石板仍在，过往行人踏上去，会听到空空脆响。那声响似乎在诉说：江山归属，不只凭刀枪，更要看胸怀与仁爱。毛主席做到了，所以这江山属于他，也属于千千万万像郭梓阁一样懂得感恩、敢于担当的中国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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